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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

    2014-08-05  霍山县人民法院 作者:李方曼 阅读数:6711 【字体:  【打印】 【关闭】

    论文提要:瑕疵证据理论近年来备受民事诉讼法学家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会经常遇到关于瑕疵证据的问题,传统的证据理论有时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通过对瑕疵证据的探讨,希望有助于加深对瑕疵证据的理解,完善实践中对瑕疵证据的运用以及证据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总结实践审判经验,我们可以把瑕疵证据归纳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导致证据的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第二类是由于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缺陷而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的证据,即当事人一方提供的证据由于形式有缺陷,无法辨明真伪,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辅证,但他又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或对方当事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异议,但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此证据是伪造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前期发展中,都是把瑕疵证据归类为“非法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但是随着法制的发展,逐渐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分离出瑕疵证据。要想准确区分两者,应该从民事主体取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入手。目前,大陆法系对瑕疵证据的证明力采取的是自由心证的判断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对瑕疵证据的证明力采取的是当事人辩论的模式,两种判断模式各有其优缺点。而我国目前关于瑕疵证据采取的是证据补强规则,证据补强规则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中都有其重要意义,但由于我国立法上的不完善,目前仍有不足之处,如没有规定补强证据的构成要件、补强的标准以及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等,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关键词:瑕疵证据 证明力 补强证据规则

    全文共9993个字。

    一、瑕疵证据的界定(一)瑕疵证据的定义

    在汉语言中,瑕疵,是指缺点或过失。此处用来修饰证据,是指由于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存在缺陷的证据。瑕疵证据目前仅为一实践性用语,但由于审判实务中存在大量瑕疵证据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的探讨一直未停止过。

    我们知道,证据应当具备相关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性,瑕疵证据之所以存在瑕疵的原因就是在相关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方面存在问题。在相关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此种证据是否与案件具有客观联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标准难以达到客观统一。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瑕疵证据虽不具有完全的证据能力,但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伪造的,它的真实性难以考察,如果只从证据本身是很难分辨出真假的,所以证明力是处于待定状态的。而在合法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此种证据的收集方式存在不当之处,例如采取了轻微侵害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手段来收集证据。

    因此,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是指在证据的三性方面存在缺陷的证据,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因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有缺陷从而导致证据的证据能力处于待定状态的证据,或者是证据的表现形式有缺陷从而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的证据。

    (二)瑕疵证据的表现形式

    总结审判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把瑕疵证据归纳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导致证据的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证据能力是指一份材料可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示并可以成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由法律预先规定,不允许法院作出自由判决的。如若证据材料没有作为证据的能力或资格,就不能进入庭审阶段。但民事行为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还存在一块“灰色区域”,此类行为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在现行法上找不到有力的依据,但是又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1)这类行为在合法性上是有瑕疵的,如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影像资料。第二类是由于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缺陷而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的证据,即当事人一方提供的证据由于形式有缺陷,无法辨明真伪,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辅证,但他又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或对方当事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异议,但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此证据是伪造的。如《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所列举的证据类型,此类证据涉及的都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但从证据本身很难辨别出真假。这种瑕疵证据不同与虚假证据,虚假证据经查证是属于伪造的证据,而瑕疵证据是无法判断其真伪。这种真伪不明的状态使得证据的证明力有所下降,需要运用证据补强规则进行补强,提高证明力。

    (三)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分

    在对瑕疵证据进行分析时,需要清楚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别,那么如何区分两者呢?这需要从民事主体取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入手。

    首先,我们需要从“陷阱取证”说起。对于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大多数学者都会将其区分为犯意诱发性和机会提供性两种。犯意诱发性是指实施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原本并无犯罪意图,是在侦查人员的劝说和引诱下才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行为。而机会提供型是指犯罪分子原本就有犯意,侦查人员不过是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次犯罪机会,这种机会对犯罪分子来说,与其他任何普通人提供的机会没有任何的区别。从各国目前的立法看,对于犯意提供性的“陷阱取证”普遍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机会提供性的“陷阱取证”则普遍采取肯定的态度。对于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我们应当在正确区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行为与民事诉讼的主体取证行为以及刑事诉讼取证行为与民事诉讼取证行为合法与非法的衡量标准上进行客观评价。首先,建立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在于保障人权,避免使无罪的人受到追究,它涉及的是公民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涉及的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影响的只是公民的私权利。所以,民事诉讼在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严格性要低于刑事诉讼。其次,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主体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侦查人员,他们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都有来自国家这个后盾的强有力的支持,而民事诉讼中除特殊情况可以要求法院调查取证外,必须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这往往导致取证十分艰难。最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上是存在差异的,由于刑事诉讼约束的是公权力的行为,法律在取证程序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侦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的程序取证,不能私自行动,而民事诉讼涉及的是当事人的私权利,且主要是财产权利,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较大的自由。所以说,在代表公权力的刑事诉讼领域,只要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取证方式,都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法无规定不可为,而在代表私权利的民事诉讼领域,只要是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取证方式,都是可以使用的,可以说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所以说,在民事诉讼中,只要是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陷阱取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再次,从民事证据的合法与非法的角度来正确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所谓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2)为了实现司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目前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法律法规,但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相关规定。《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即只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才是非法证据。对于判断偷听偷录的资料是不是属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非法证据,关键在于判断此种行为是否侵犯了被录制者的合法权益—隐私权。按照我国目前对于证据合法性的判断要求,侵犯被录制者隐私权的视听资料由于违反了“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合法性要求会被排除在诉讼之外,不具有证据能力,而对于被录制者不受法保护的隐私的偷听偷录,尽管存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但由于并未侵犯被偷录者的隐私权,是具有证据能力,能够在法庭出示并质证的。当然,要排除偷听偷录资料的证据能力,取证行为需要达到“重大违法”的程度,不能仅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一抽象标准进行判断。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采取抢劫、抢夺、盗窃或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刑事违法行为所收集到的证据,实践中常见的如买通对方人员获得的证据或盗窃他人保险柜获得的证据等均应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手段获得的证据,这里的法律应采广义说,比如因违反《国家保密法》、违反公序良俗等获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3)而瑕疵证据是当事人在迫于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因败诉遭受损失而不得不采取的轻微违法的方式来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别在于合法性方面,非法证据由于缺乏合法性要件而被排除在诉讼之外,自始就是无效的,而瑕疵证据由于在证据的合法性上有瑕疵,其证据能力处于待定状态,证明力有所下降。关于瑕疵证据在何种情况下有证据能力,何种情况下没有证据能力,也就是如何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在上文已有仔细阐述,而关于瑕疵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笔者则将在下文着重探讨。

    二、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模式

    诉讼过程是一个还原案件真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证明的过程,所以证据的证明力成为关键因素,将决定审判中的胜诉和败诉。所谓证据的证明力,又称为证明价值、证据效果或证据力。日本学者中村英刚认为证据方法调查的结果,对法官的事实认定起作用的效果叫“证据力”或“证明力”,即证据的价值。(4)证明力的判断模式经历了神明裁判法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17、18世纪的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模式。

    (一)大陆法系对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采取的是自由心证的模式。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对于有瑕疵的证人证言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其是不可取的证据,但对于有瑕疵的实物证据,一般是采信的,其证明力大小由法官自由裁量。我们以书证为例来看看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瑕疵证据证明力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如果书证有涂改,毁损或删除的现象,其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意大利的《民法典》对于瑕疵证据的规定与德国的规定基本相同。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一十八条、第一千三百二十六条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规定是:因为制作的官员没有相关的权限或者是由于疏忽使得制定的公文书在形式上不符合规定,从而不能断定为公文书时,如果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在文书上签字,那么这份文书由于有了双方的签字则变成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私文书。而如果两份文书在数字上出现矛盾时,是应该以数字较大的为准。从以上各国的规定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瑕疵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自由心证模式,由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证明力,以形成心证。所谓自由心证,又称为内心确信,其包含的意思:一是自由,二是心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对于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由法官依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进而形成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5自由心证是对法官理性与良知的充分信任,法律不会事先给他们设定一些规则来判断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的。大陆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使得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无可比拟,职权主义充分相信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和对法律的忠诚,要求法官凭借着理性以及自身的专业知识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对如何形成内心确信进行充分的说理以及公开内心确信形成的证据。

    (二)英美法系对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模式

    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瑕疵证据的证明力判断采取的是当事人辩论的模式,由双方当事人在质证的过程中通过辩论的形式来审查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有瑕疵的言词证据,一般是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不予采信的。对于有瑕疵的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在立法上的直接规定也是比较少的。但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对抗制,证明的主导权是由当事人控制的,因此证据资料的虚假性会较高,为了防止那些虚假的证据资料进入诉讼阶段,对陪审团产生误导,英美国家建立了众多的证据规则,详细规定了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什么样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规则虽然直接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但由于没有可采性的证据实际上是不会被采纳的,所以这些规则也是关于证据关联性的规范,从而彻底排除了有些证据的证明力。法官通过对陪审团宣读这些排除规则,以便陪审团加以运用,以此来达到削弱陪审团自由裁量的权力,最后进入诉讼程序的合格的证据才由陪审团对其证明力作比较自由的裁量。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法官扮演的是消极、中立的裁判角色,而当事人才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动作用,法官一般不会主动调查证据,他们认为获得案件事实真相的最佳方法是让每一方参与者都能主动寻找事实,在这两方面事实的对抗中,双方将真相真正揭示于天下。(6)当事人之间的有效辩论和质证能够排除证据上的偏见与错误,有助于法官和陪审团发现案件事实。

    (三)对两种瑕疵证据证明力判断模式的评价

    大陆法系对瑕疵证据证明力采取的自由心证模式的优势在于:自由心证的判断模式能够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法官在审查瑕疵证据的环节上有更多的裁量余地。这种依职权来主动审查瑕疵证据更加有利于还原案件真实情况。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首先,造成了证据审查的无序性。证据审查活动可以分为证据筛选与证据评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评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把这两种活动都放在庭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瑕疵证据审查活动的无序性。其次,审查瑕疵证据证明力带有一定的行政性,没有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

    英美法系对瑕疵证据证明力采取的当事人辩论主义模式的优势在于:英美法系国家把对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放在了庭审之前的准备阶段,而在庭审阶段着重考察的是证据的证明力,这种做法更加有利于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有利于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结合。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首先,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因为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据的审查采取的是不告不理,如果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没有提出对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异议,一般法官是不会主动排除瑕疵证据的证明力的,而且在辩论中,双方当事人为了使陪审团支持自己提出的主张,不惜扭曲事实,玩弄辩论质证技巧,在还原案件真实性方面有所欠缺。其次,造成诉讼活动的迟延。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询问证人或对某些有瑕疵的证据质证时,模糊一些事实,甚至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纠缠,导致消耗大量的庭审时间。

    三、我国瑕疵证据规则及其完善

    我国认为瑕疵证据因其证明力有瑕疵,故一般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加以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证据。某种证据不能单独用于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其他证据加以补强方可作为定案证据的规则被称为“补强证据规则”。瑕疵证据必须使用证据补强规则。

    (一)我国瑕疵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1、我国瑕疵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对瑕疵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以及对认定事实所进行的推理有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但这并不是根据法官的个人喜好来判断,而是根据客观的原则来进行裁判。法官的自由心证是需要有一定的原则来加以限制的,我国也确定了相应的规则来对自由心证加以限制。这些规则包括:首先是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知识和规律并且已经被人们广泛认知和接受。裁判者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必然会受到个人因素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法律对此很难做出统一的标准,无法加以规律性的制约。(7)但法官在运用经验法则时,会受到社会大众对经验法则内容的理解以及对盖然性程度的理解的制约。如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证据判断与一般大众的理解有太大出入,必然不会被双方当事人接受。所以说,自由心证制度一定程度上与法定证据一样,会受到公众已有知识的约束。法官对瑕疵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是建立在经验规则的基础上的。经验法则因法律无法对其加以规律性的强制和约束,本文不做过多探讨。其次是证据补强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法律规定某一证据的证明力较弱,需要有其他的证据对其证明力加以补充时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的规则。补强证据规则是对民事诉讼证据价值的判断规则,是证明力判断规则。《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了五种存在瑕疵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国法律对此五种证据需要补强的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这五类证据的证明力都因有瑕疵而有所削弱,需要其他证据补强,而补强的数量,法律不可能做出具体的规定,这就需要上面说到的经验规则以及盖然性优势规则。只要用来补强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够让法官确信和排除合理怀疑既可。

    2、我国瑕疵证据规则立法的不足

    关于补强证据规则,由于我国立法上的不完善,目前也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没有规定补强证据应该具备的条件

    在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上没有规定对于瑕疵证据起补强作用的证据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我国诉讼立法上的一个疏漏,从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样的证据能够用来补强瑕疵证据标准不统一。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把能够起到相互印证作用的证据都当做补强证据使用,但实际上补强证据与能够起到相互印证作用的证据是不一样的。能够补强瑕疵证据的证据应该是有独立的信息来源以及可信性,审判人员在认定补强证据时也应该以此标准来衡量。但是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来源于同一事实,而且能够起到印证作用的证据本身不一定比被印证证据更加具有可信性,需要通过证据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增加真实性。在审判中,法官是否对某一证据采取相互印证的方法,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法律不作强制性规定。我们知道“孤证是不能定案的”,原则上来说,任何单一的证据都要其他证据来加以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这种印证是法官认清事实来达到确信的内心活动,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2)法律没有规定补强的标准

    瑕疵证据单独是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补强,那么,是不是只要有证据对其进行补强就可以了呢?当然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补强的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作为定案标准。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就会导致法院适用的不确定性,对同样的事实,很可能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认定,导致司法适用的任意性。立法上补强标准的空白,亟需法律的规定。

    (3)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来保障补强证据规则的实施

    民事诉讼法是要充分明确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使当事人能够充分利用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证据和主张,保障自己作为当事人的权利,而法官在诉讼中应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并且依据证据和法律来进行裁判,从而建立公正和富有效率的诉讼制度。补强证据规则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现行的补强证据规则却缺乏程序的保障,只能靠法官来保障实施,但法官是个性化的,没有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程序性。所以应该在立法上对程序问题加以规定,再在此基础上发挥法官的作用来加以落实。

    (二)我国瑕疵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建议

    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对案件处理的正确与否要依赖于对证据认定的准确与否。证据法则,是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前提,所以证据规则在诉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补强证据规则是实践中可以具体操作的规则,是实用的,也是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但我国目前的瑕疵证据规则还存在没有规定补强证据所应具备的条件、标准以及相应的程序来保障其实施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瑕疵证据补强规则:

    1、关于补强证据的构成要件

    补强证据是用来增强和支持被补强证据证明力的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它首先需要具备证据的一般要素,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与此同时,补强证据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还应该具备特殊要件,这是决定证据能够成为补强证据的原因,补强证据除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外,还应该具备可信性和独立性。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上文已做过介绍,此处不多作说明。补强证据的可信性要求补强证据在用来补强瑕疵证据时,在证明力上是不存在缺陷的,其本身的证明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如果证明力薄弱或有缺陷是不能作为瑕疵证据的补强证据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补强证据的可信性判断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对补强证据仍应该经过质证,由法官加以裁量。独立性是指补强证据不能来源于瑕疵证据本身,不能是瑕疵证据的产物或者是其复制品。譬如,一方当事人所作的两次陈述,不能以其后一次的陈述来补强前一次陈述,不过,这两次陈述可以作为对事实前后叙述一致的当事人陈述而被作为证据予以采纳。补强证据不能与瑕疵证据的来源相同或者是瑕疵证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可以是与瑕疵证据属于同一种性质。如证人证言可以补强有瑕疵的当事人陈述。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作为证据所需具备的一般要件,不为补强证据所独有,在立法上无需多做规定,而可信性和独立性则是补强证据所独有的构成要件,在立法上应加以规定。补强证据的独立与否是个案范畴,不能抛开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证据是否具备独立性,这需要法官在个案中结合实际情况发挥自由裁量的权利。因此立法只能作一般性的规定,如我们可以规定:补强证据与瑕疵证据应该属于不同的来源,两者应属于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补强证据不受到瑕疵证据的实质性影响。而关于补强证据的可信性,由于涉及的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法律适宜做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如可在立法上明确:补强证据应该是可信的证据,否则法官在审判中应予以排除。

    2、关于瑕疵证据补强的标准

    目前关于补强的程度,有绝对说和相对说两种观点。绝对说认为作为补强证据本身应该具备非常充分的证明力,能够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对说认为只要补强证据与瑕疵证据结合起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即可。我国学者目前更倾向于相对说,即补强的标准以补强证据和瑕疵证据结合能够说明案件事实为标准。其证明力只要达到“盖然性优势”即可。我国需要在立法上对相对说加以法定,可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如果补强证据与瑕疵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法院就应该对案件事实加以认定。

    3、瑕疵补强证据规则的程序保障

    规范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过程,对其提供程序上的支持,有助于补强证据规则在审判实践中的正确适用,达到制约审判人员肆意滥用权力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补强证据规则走向更加完善与科学的境地。

    (1)证据调查程序的保障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涉及到证据调查程序方面的立法,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证据调查程序不重要,相反,证据调查规则是保障补强证据规则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通常要用“补强警告”来提醒裁判者对特定的证人证言进行补强,这又分为裁量补强与法定补强。(8)再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1条规定,自白的补强证据调查应该在自白之前,调查完自白的补强证据,才能调查自白。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先调查自白,就会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进而忽视补强证据,容易造成误判,从而失去补强证据规则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应该规定:必须先调查补强证据,再调查瑕疵证据。合理安排调查程序,才能更好的发挥补强证据规则的作用。

    (2)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补强证据规则进行释明

    法院应该应当在庭审中向当事人说明应该释明的注意事项,保证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证据补强规则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诉讼权利上的平等。此外,还应该保障当事人对证据是否进行补强的异议权,使其双方充分享受辩论的权利,以保障证据采信的公正性。我国可在以后的立法中效仿德国和日本的立法规定,如果法官在审判中没有履行对瑕疵证据补强规则的释明义务,从而造成案件审理错误的,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3)明确审判人员在违反补强证据规则时的制裁措施

    补强证据规则需要靠审判人员来实施,但审判人员并不能保证补强证据规则必然会被遵守。所以需要制定一定的规则来约束审判人员的行为,在其违反补强证据原则时,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或者是给予一定的制裁,这样才能保障制度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至于责任的大小,可以视造成后果的严重而定,给予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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